| 二十一岁的聂树斌不是一个爱惹事的人。
他性格内向、中等身材，在一家规模不大的液压件厂做焊工。 该厂位于太行山脚下，在北京西南约三百公里处。
聂的家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下聂庄村，周边农田环绕。
1994年8月，在一片玉上海到武汉物流 米地里，该厂38岁女工康菊花的尸体被找到。她是在遭到强奸后，被勒死。
一个月后，聂树斌被捕，并被认定为凶手。
1995年“五一”前夕，聂学生照例去监狱为儿子送换洗衣服。
“看守所的人告诉我，他前一天就走(被处决)了，”64岁的父亲回忆道。
“我们连他的尸体都没见到，”聂说。“当时，公安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去过节了。在我们的要求下，他们才同意让我们认领儿子的骨灰。但是至今，我们不能肯定这骨灰到底是不是他的。”
如果不是河北省通缉犯王书金的被捕，聂树斌强奸杀人案早已盖棺论定。2004年，王在河南省落网。在事先不知道聂的死刑的情况下，王供认了六起强奸杀人案，其中包括1994年夏季在石家庄打工时对康菊花的奸杀，随后抛尸于玉米地里。九年前，也是在同一片玉米地里，聂树斌也被指控杀害了康。
聂母--65岁的张焕枝----一直坚信儿子是无辜的。在过去14年间，多次赴石家庄，甚至还远赴北京，请求重新受理这起尘封多年的案件。
“为我儿的清白，只要有一口气，我就要与河北高院辨清楚，”她说。“他们当时没收集手印、脚印、做DNA鉴定。关键的东西都没做，就把人杀了。”
“我儿子上海到武汉货运打小口吃，”聂父做在妻子旁， 哽咽地说。
“别人欺负他，他都不会还手。”他边说边用拐棍用力敲击着水泥地面。
因为无法接受儿子的死，聂父曾两次自杀，随后落下偏瘫。
“显然，如果当时不判死刑，一切都还可以补救，”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说。 贺一直倡导中国应立即无条件废除死刑。
春节将至。下聂庄的村民忙着杀猪宰羊。但是聂家的院子却冷冷清清。没有儿孙满堂的欢闹。一只瘦小的黄狗拴在房前的一棵幼数上，偶尔叫上几声。聂树斌当年住的东屋，门上挂着锁，早已用来堆放粮食和杂物。
从堂屋中央一个方桌后面，聂母取出一个透明文件夹，小心翼翼地从中拿出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11月五日致河北高院的一封信函。该信要求河北高院重新受理聂家的申诉。
至今，两年多又过上海到武汉专线去了。聂母每月都去河北高院一、两次询问案子的进展情况，每次都是无果而归。“我是老百姓，没有法儿啊。应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。我对法律的心凉得很，” 聂母边说边用一块旧布擦拭着眼泪。
匆忙的判决
聂的处决发生在中国一次大规模“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” (简称“严打”)的前夕。这类行动通常是在重大节日来临前，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名义进行。
第一次“严打”在1983年，目的是解决当时无业者众多，犯罪率上升的问题。
在“严打”期间，上级通常都会给下级司法机关下达破案指标。
“政府杀人实际上是以恶治恶，”他说，希望民众能够考虑被判死刑者，面对死刑时的心态，他们人格、尊严的丧失。
作为中国死刑制度的彻底反对者，贺承认他的观点不能被大多数民众接受，几千年来，“杀人偿命”的观念在人们头脑里早已根深蒂固。
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，死刑案件有时是进行流水化的操作。为了强化“严打”，加大打击犯罪力度，死刑复核权从最高人民法院下放至地方高级法院。这样高级法院既是二审法院又担任死刑复核，合二为一。
争议
“类似聂树斌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，” 早在2006年4月，贺卫方在云南一所大学的演讲中就已指出。他的演讲至今在网上广为流传。“因为当时这个政策，完全无辜的人被杀掉的不知有多少，”他说。
在强烈呼声下，2007年最高法院全部收回死刑复核权。
贺认为，即使审上海到武汉货运公司慎地对待死刑，也很难避免死刑的错判。 他呼吁立即无条件地在中国废止死刑。他认为死刑是一部“野蛮的刑罚”。
即使在法学界，多数律师也倾向于逐步取消死刑作为终极审判。
“关于中国的死刑制，只有两句话。中国应当废除死刑，但是目前不具备条件，” 82岁的张思之斩钉截铁地说。张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辩护律师之一，曾被指定为江青和李作鹏的辩护律师。目前，他代理聂树斌案，期望能还死者以清白。
贺卫方教授坚持认为，死刑并不足以威慑犯罪， 废除死刑也并不意味着犯罪率会上升。他认为这种担心完全来自于人们的想象。
“在我看来，这种担心听上去如同一种推辞，”他说。
据2010年1月29日的《北京青年报》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池强在工作报告中透露，2009年成功调解了18起一审已经判处死刑的杀人案，被害人家属得到赔偿500多万元。
“但是，并不是所有死刑都可以进行调解，”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刑事审判庭庭长谭京生说。“恶性犯罪判处的死刑案件，如抢劫、绑架和撕票，不会因为民事调解而改判。”
政策调整
死刑一直是全球争论的热点。
去年11月，俄罗斯宪法法院宣布无限期延长原定2010年1月1日到期的死刑暂缓执行期。尽管民意调查显示民众支持死刑，但俄罗斯宪法法院的决定意味着死刑在俄已名存实亡。
“遗憾的是，俄罗斯有关死刑的讨论在中国没有得到任何响应，”贺说。
每年，在中国执行的死刑上海到武汉货运专线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要多，但其数量仍是个国家秘密。然而贺教授认为，目前的共识是，近年来死刑的数量在中国持续下降。
去年初，最高人民法院下发意见，要求各级法院对刑事案件采取宽严相济的政策。 |
